逍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资料图】
——论王兆胜的散文研究
文/周 循 彭冠龙
摘 要：王兆胜散文研究渗透着浓厚的道家学说，认为散文应该在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学思想的对话中保持逍遥状态，具体表现为求“真”的本性、自然平和的文体特征、“平常心”的创作态度以及“平淡美”的美学风格，他常在论文和著作中谈及“天地之道”“天地情怀”“天地道心”，这是他作为学者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之体现，也是在逍遥的基础上对散文提出的最高期待，即超越性境界，超越自我的狭小视野，与万物展开心灵的对话。
关键词：王兆胜；散文；逍遥；超越性境界
散文是一种形式自由灵活的文体，在中国传统文学范畴里，它相对于韵文与骈文，不追求押韵和句式的工整，随着文学观念的演进，在现代的文学理论中，它与诗歌、小说、剧本并列为四大文学体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散文都具有形散神聚的特点，通过不受约束的形式，作者可以广泛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和技巧，在古往今来、四野八荒中将目光投向任何一个地方，并根据情之所至，自由转换视角与素材，写人、记事、状物、抒情均可自如展开，文无定法，唯求畅述真情实感，其写作章法在于心神，心定神聚则文思畅达。在这样的形式中，文章可以更容易将神韵表达得优美并引向深邃，在语言的清新明丽、自然流畅中，融情于景、寓情于物、寄情于事、托物言志，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这种形散神聚、物我一体、自由舒展的文体特色，借用《列子》的话说，即：“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①如此徜徉于天地间，悠游自得的文章精神，即庄子所谓“逍遥”。
王兆胜的散文研究，既注重散文的逍遥精神，又充分展现出作为学者的逍遥的研究状态，可以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精神品格方面达到了高度一致。他从研究林语堂散文开始，就展现出这一特色，他自述“在接触老庄道家一脉时，我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兴奋。……我似乎获得了某种新生。此时，我感到，自己慢慢发生了一种变化：小小的心灵如大海一般可以虚空不满，可以容纳百川；沉沉的内心轻灵自适，可以飞升超越世俗的云烟，不为物我所累所役”，他是发自内心地欣赏与认同老庄哲学，并以此净化与提升自我精神世界，他面向的是中国现代散文，但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逍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实现散文研究的新突破。
一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诗歌实现了由内而外的革新，以白话作诗的形式革命，很快开启了白话新诗的诗美品格建构和诗歌理论建设，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小说在吸收西方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的基础上，实现了题材、形式、人物形象等多方面的突破与创新，现代话剧更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进程，并与多种传统戏曲类型相融合，贡献了许多经典作品。只有散文，虽然涌现出了许多佳作，但是似乎没有太多新变，这在特别追求创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有些落寞，于是出现了创作繁荣而研究不足的现象。
而在王兆胜看来，这种现象正是散文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正因为新变很少，所以散文比其他文体承载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密码。在传统文学观念中，没有很明确严格的文体划分，而是统称“文章”，史传作品、诸子散文、政论奏章、序跋碑铭等都是文章，甚至诗词歌赋等也都是文章，这样的观念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心中仍然存在。由于近代以来西方文论大量传入中国，逐渐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观念，小说、诗歌、剧本开始成为独立的文体，散文也如此，只不过它并不像前三类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界限，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决定了它仍然保留了许多曾经“文章”概念的内涵，然而，中国传统的“文章”观念毕竟已经被现代文论改变，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散文不可避免地要离传统越来越远。
在“散文与小说、诗歌等文体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更倾向于传统的文体样式”{2}的认识之下，他发现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历次散文革新都是以重视和恢复传统为基础的，远者，韩愈的古文运动如此，近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运动同样如此。散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总要以“回归”的方式获得继续前进的动力，或许是因为它所传之情、所达之意都来自作者内心深处，而人的情感生发与整个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文化传统绝非可以轻易改变或者中断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散文本身就是一种以个体情绪、私人化表达指向深层文化传统的文体，“诗歌如朝阳般辉煌壮丽，小说则带着中年人的梦想甚至异想天开，散文仿佛是紧贴大地、更加现实的老人。因此，散文是更传统的文体，不论从历史发展、现实观照，还是文体的本性来说都是如此”{3}。
王兆胜认为散文所指向的传统更贴近道家文化，因此，他在研究中所常用的概念是“道”。自先秦诸子争鸣以来，儒、墨、道、法四家学说就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道家思想以其洒脱逍遥、清静无为的特点，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其最高哲学范畴是“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为宇宙本源，道法自然，故而要去甚去奢去泰，才能无为而无不为。王兆胜对“道”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可“道”的伟大，赞成人应该遵循“道”而生活，并且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始终恪守天地之道、阴阳之道，{4}但他又“不想回到历史的镜框中生活，完全以‘道’为模板，将自己的世界和人生框定于其中，而是想在现实尤其是当下的语境中演绎自己的人生，并试图让它飞翔起来，变成一种有质感、能触摸甚至可以感到呼吸和心跳的生存”{5}，这是一种“游于道器”的独特理想，既要体悟“道”的规律，又要对“道”所生的万物投入充分的感情。他认为，散文写作应该也是这种“游于道器”的方式。只有悟“道”，才能在作品中渗透深刻的生命感受，为文章注入灵魂，同时，又必须对“器”充满热爱，才能以更加独特的美学趣味将生命感受传达出来，使作品充满温度，正如他评论贾平凹散文时指出的：“当人们都追新求异、紧跟时代发展时，贾平凹散文注重底层与民间，尤其是微小事物甚至‘弃物’的描写，并以闲心投入深情炽爱，这就使他的散文很有特色，与众不同，并从中悟道。”{6}
二
在一次学术对话中，王兆胜提出：“散文要从传统中继承天地之道，特别要注意中国古人对于自然，包括一草一木的热爱之情。不了解物性和天地大道，散文家就写不好‘人’，也不可能获得谦卑、包容、悲悯、旷达和深情。我们的散文还要向西方学习科学精神、现代意识以及知识谱系，从而使散文增强理性的光芒。当然，散文还应该在中西、传统与现代、古今之间形成新的融通、对话和再造，这样方有希望创造出立足于中国、放眼于世界的天地至文。”{7}这充分概括了他的散文观以及他对当下散文发展状况的认识。在他看来，散文最重要的是回归传统，与“道”相合，同时又投入热情于“道”所生的万物。现代散文显然已不能再用曾经的规范来衡量，它已演化出了新的特质。现代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的，全球化趋势打破了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无限可能，接触的事物和信息也都来自世界各地，由于科技的进步，生活方式日新月异，人与人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发生变化，感情也会随之而融入新的内容，由此产生的散文也不断发生新变。然而，无论出现怎样新的特质，哪怕跨文体写作，也应该保持散文的体性不受异化，它要表达的是人心，是立于天地之间、可以投射于世间万物的独特生命感受，无论物质世界如何变化，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特质。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艺术的进步，散文要不断演进。既要遵循传统、承天地之道、坚守本性，又要演进与创新，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王兆胜对此同样有较深入的论述，提出了散文的“常态”与“变数”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常态”更接近散文的本性，但是强调“常态”并不是否认散文需要变革，不是唯传统为是，“归根结蒂，散文要讲创新，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但是，这个创新决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它是离不开‘不变’这一根基的。更准确地说，散文的变数存在于它与‘不变’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8}。这一观点实际是对当下文学创作过分求新的反拨。创新本没有错，但是过分追求创新而忽视本该坚守的根，就容易使散文变得面目全非，因为在散文发展过程中，由短小精悍走向自由开放、对“散化”及其兼容性的不断探索与追求，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这虽然催生了很多优秀作品，但是造成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作品冗长和散漫，完全不讲章法，又如将诗歌、小说等文体的艺术手法引入散文创作，使作品出现了虚构与夸饰。现代文学理念与创新追求必然会影响散文发展，散文也需要在现代语境中有所创新，求新是必不可少的，只是要把握好度，正如王兆胜所言：“没有传统就没有过去，也就不可能有现在和未来；同理，没有现代，传统就只是一些没被点燃的干柴。只有将传统与现代进行融通和再造，才能发出生命的光和热。散文虽是一个偏向传统的文体，但并不等于说它不需要现代尤其是现代性的烛照，尤其是在封闭保守为主导的传统中，更需要将创新和发展作为内在动力。另外，散文的现代也不能忽略传统的积淀与规约，变得随意妄为、无法无天，尤其不能割断它与传统的密切关联。当然，真正的好散文必须打破传统与现代的樊篱，以辩证、融通、发展和创造的眼光互通有无，使二者相互映照、生发、转换，以达到互相参照、彼此沟通、相得益彰的目的。”{9}
在现代语境下，无论散文如何创新，王兆胜都希望其能够保持自然平和的状态，他多次阐述了“散文是以心灵的散淡、自由、超然和平淡为其特征的”{10}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老年文体、散步文体、休闲文体，应该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甚至作者也应该以一种业余写作的心态进行创作。在当下略显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急功近利成为一种不良倾向，凡事求速成、求新异、求名利，不如此则不为，这已经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在散文方面，则是容易使文章依附于某种外物，而非遵循本真的内心，于是，文风开始或焦虑不安，或世俗功利，或肤浅无聊，新与异出现了，功与利获得了，文章却黯淡了。只有怀着平常心，才能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实现文章的平淡美。他在多部作品中说过，绚烂至极都要归于平淡，平淡是天地间最自然的本相，散文也如此，它需要平静如水，既清澈又深邃，色泽斑斓反而损害了它的灵气。
王兆胜强调散文作者的平常心、文章的平淡美，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首先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热。这一现象突然改变了散文长期以来的边缘化状态，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一类文体，尤其是余秋雨的作品，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风靡一时，在那个网络不发达，还没有自媒体，阅读还未出现碎片化现象的时代，余秋雨散文被社会上各类人群所喜爱，或用来消遣，或用来作为范文，或用来考试，或用来了解中国文化，不可否认，他的作品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是王兆胜发现，当散文创作成为社会热点之后，“往往也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那就是情感虚化做作，离普通读者太远，缺乏细节和不接地气，尤其失去了委婉之美和拨动读者心弦的力量”{11}，一批并不具有如此才华的人会跟风而上，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从事散文创作，大量涌现的作品在质量上参差不齐，既损害了散文至高的平淡之美，又吞噬了作者的平常心，使散文远离了它该有的“真”的本性，“真实”不再，“真情”不再，就影响了散文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新世纪以来新媒体散文的兴盛，包括电视散文、网络散文等形式，主要以新兴的电子媒介为载体进行发表，尤其是网络散文表现得最为独特，最早主要发表在“天涯社区”“中国散文网”等网站上，后来随着博客、QQ空间、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的出现，逐渐成为刊载网络散文的主要载体，这类作品往往短小精悍、尖锐有力，闪现着令人拍案叫绝的灵光，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纸本散文区别开来。然而王兆胜也敏锐地察觉到“新媒体散文的致命伤，那就是太快、太躁、太尖、太薄、太糙，多失于表面化，文化与艺术的含量不够，难以给人以心灵的震动，在审美趣味上往往也不是太高……如果说，在开创之初，新媒体散文还可以速进甚至躁进，但真正要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和象征，作家还必须慢下来、惜字如金、厚积薄发，否则文字和思想慢慢就写‘滑’了”{12}，这正中新媒体散文，尤其是网络散文之弊，网络的发达带来了信息传播的便捷，有效降低了作品发表的成本，扩大了作品的社会接受面，然而，“快”往往带来浮躁，信息过剩往往带来信息垃圾的增加，要想在高速发展的网络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就需要频繁推出新的作品，快节奏的写作显然是一种功利心的表现，心怀功利则不能从传统中继承天地之道，最终迷失于华而不实的文字之中。
实际上，当下散文发展中诸多不良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没有树立散文文化自信，王兆胜针对这些不良现象所提出的“平常心”与“平淡美”，其心理基础正是散文文化自信。关于散文文化自信的确立，他曾专门从四个方面讨论过：一是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分强调“人”的力量，而是回归自然规律，敬畏宇宙之辽阔与威严，确立天地情怀与民胞物与的思想，从而使散文充分承载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内涵式发展，以内在提升的方式实现魅力的散发；二是在回到传统的基础上，恢复散文“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功能，既要载人之道，又要载天之道，在文章中充分彰显天地人心，这并不是要求回到为往圣继绝学的八股文之路，而是在往圣绝学与现实人生体验之间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散文中注入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思考，使文章闪烁智慧的光芒，彰显散文独有的美感；三是重视散文的现实指向性，充满智慧的哲学思考绝不是凌空高蹈的，其形式是抽象的，而其价值和意义是根植于世俗生活的，它必须对人生、对社会具有指导作用，这是哲学思考的实用性，也是散文的现实关怀，玄妙虚幻固然有美感，但如果不回到人间烟火、不根植于坚实的大地，就不具有生命力；四是加强散文的形式探索与建设，王兆胜反对一味地追求散文“破体”，主张遵循经典性法则，在“破”的过程中充分解放散文形体，同时还要注重散文传统中的结构、规约、凝练，在审美趣味和艺术气质方面多下功夫，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散文的进步。
三
王兆胜所发现的与“道”相合的散文求“真”本性、自然平和的文体特征、“平常心”的创作态度以及“平淡美”的美学风格，其实都是逍遥的状态，逍遥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世俗中发现天地情怀与道心，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便可以生成一种体悟人生的智慧力量，即他所谓的“超越性”境界。可以说，逍遥是他所认为的散文最佳状态，超越性境界是他对散文的最高期待。
逍遥是一种抽象的状态，很难用语言给出准确的定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个描述性的词语，王兆胜认为逍遥最重要的特点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身与心在恬然自适的状态中领悟世间大道，从而内心平和、自得喜乐，“如果一个人能不为物役，更不为自己所役，自自然然地生活，充分感受天地之心和自然之道，那他将是逍遥的，没有滞碍的”{13}。然而，逍遥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每个人都身在世俗生活中，不如意事常八九，个人力量是渺小的，无法与天地宇宙抗衡，在王兆胜看来，逍遥靠的是智者的超越之法，以化解精神上的压力。比如张弛，紧张的生活必然使人疲劳，但如果正确面对它，就会获得奋发昂扬的活力，正是《易经》所谓“君子终日乾乾”，而生活总要一张一弛，放松休息要与紧张工作相配合，沉静悠然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方式，能够获得心灵的沉潜。又如幻化，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上，如何打通变与不变这一对矛盾成为超脱很多现实痛苦的关键，这就需要人具有抵御、顺从和化解的能力，淡然从容、豁达开朗，方能幻化一切不如意之事，获得逍遥。
他认为散文需要的正是这种逍遥，“散文文体的本性犹如‘水’，它需要被赋予以‘形’，以碗、盆、缸、潭、江河、大海的方式，但其内心却是自由、散淡、平静、精妙而又超然的。因此，我们的散文决不能形成‘冗长和散漫’的惯性，而是应在‘形聚神凝’的基础上，有一颗如天地一样洒脱自由的‘心灵’”{14}。在王兆胜看来，这种自由洒脱一方面给散文带来了极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吸收各类文体的特色和艺术手法，比如小说的虚构，在散文中可以呈现为某种幻境，或超脱凡尘的人生，以此展现作者心境中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的感受，再比如诗歌的韵律感，在散文中可以形成语言的有规律有节奏的变化，以丰富的表达方式多方面渲染心灵深处的情绪，使文章灵动、饱满，充满趣味。在内容上，这种包容性使散文几乎能够书写一切，山川海岳、日月星辰、飞禽走兽、阆苑仙葩，皆可以入散文，闲游雅兴、离思愁绪、读书心得、酒酣睡梦，都能用散文寄托，海阔天空，气象万千，成就了这一文体独具的魅力。另一方面，这种洒脱自由也给散文带来了危机，那就是过分追求包容万物的通融性，在形散的基础上认为神也可以散，忽视了散文也需要追求一定的精致，强调这一文体不断增容，尤其是提高文化含量，出现了诸如“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形散神也飘忽无踪了”之类的观念。王兆胜是反对这些观念的，甚至反对“形散神不散”这一经典概括。
他之所以反对“形散神不散”这一观念，并不是要颠覆经典的文体观，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有其深刻的思考，指向的是当下散文“碎片化写作盛行”{15}的问题。在他看来，散文一旦形神俱散，就不能算文学作品了，他赞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观点：“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6}形与神对于作品来说都是重要的，形散了，文章就如泥浆，再好的神韵也无法展现，形与神只有相得益彰，才能成就佳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即“形不散—神不散—心散”。形聚神凝是作为文章必须具备的状态，那么，散文之“散”体现在哪里呢？他认为，体现在“心散”，“即有一颗宁静、平淡、从容、温润和光明的心灵。换言之，散文的本质不在于形神俱‘散’，也不是‘形散神不散’，而是‘形聚神凝’中包含一颗潇洒散淡的自由之心，这颇似珠玉和金质包隐于石，更多的时候亦如高僧禅定”，这种“心散”状态正是洒脱自由的神思，带给文章无尽的生命力，“优秀散文的‘形聚—神凝—心散’颇似庄子《逍遥游》中的真人，他肌肤若冰雪，静若处子，动如行云流水，他神采奕奕、玉树临风，有仙风道骨之韵致”。{17}
王兆胜希望逍遥的状态能赋予散文以超越性境界。逍遥，是他在散文研究中一贯的主张，而超越性境界，则是他面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所提出的观念。这一观念以散文研究为基础，进而推广到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显现出较强的阐释力。他主要针对的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遵从的“人的文学”观。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就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现代人表达现代思想和情感的新路，在白话文运动发生后不久，就由形式革命深入到了文学核心价值观的革命，鲁迅认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18}郁达夫也认为：“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19}这些都是在说“人”的发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更是将关注“人”、关心“人”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明确提出来，并得到新文学作家的认可。王兆胜同样认可这些观念，他也强调文学对“人”的关心与表达，但他注意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对“人”的重视与推崇逐渐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文学表达，“我们在郭沫若、孙伏园、李敖、王朔等人的散文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人的力量、欲望、梦想被无限地放大了，而对于天地自然则缺乏敬畏之心，对天地大道也失去了探讨的兴趣。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20}，这有违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那么，如何达到超越性境界？他认为，强调人之关爱是对的，但要放在天地自然中来把握，认识到人与自然万物的联系与共性，看到人在自然面前的规约与限制。在此基础上，以物性反拨现代性，充分认识到“齐物”的意义，在“人”与“物”平等的视角下感受世间万物，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骄矜、不狂妄，对自然心存敬畏，甚至“以物为师”，从大千世界中体悟人生哲学，获取精神滋养，升华自己的灵魂。对于“物”，要超脱人类社会的意识，以天地自然之心体悟它。
总之，王兆胜的散文研究独具特色，他以自己所钟爱的道家学说为底色，发掘了散文这一文体与老庄哲学的契合之处，进一步在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学思想的对话中提出了现代散文应该保持的逍遥状态。逍遥的最大特点是自由洒脱，具体而言，即求“真”的本性、自然平和的文体特征、“平常心”的创作态度以及“平淡美”的美学风格。在他的研究中，最常出现的词是“天地之道”“天地情怀”“天地道心”，这既是他作为学者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之体现，又反映了他对散文的最高期待，即超越性境界，超越自我的狭小视野，逍遥于天地之间，与万物展开心灵的对话。
注释：
①列子：《列子》，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8页。
{2}{3}{9}王兆胜：《散文应在传统中开出现代之花》，《东吴学术》2020年第2期。
{4}王兆胜：《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王兆胜：《负道报器》，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6}王兆胜：《真情写“余”，闲心求“道”》，《中华读书报》2019年7月3日。
{7}杨鸥、王兆胜、何平、江岚：《散文的界定》，《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1月15日。
{8}王兆胜：《散文的常态与变数》，《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10}{11}王兆胜：《回归本体与观念变新》，《文艺报》2017年9月25日。
{12}王兆胜：《归位·蓄势·创新——论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创作》，《文艺争鸣》2010年第12期。
{13}王兆胜：《逍遥的境界》，摘自王兆胜：《天地人心》，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14}王兆胜：《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江汉论坛》2010年第1期。
{15}王兆胜：《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东吴学术》2020年第1期。
{16}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178页。
{17}王兆胜：《“形不散—神不散—心散”——我的散文观及对当下散文的批评》，选自《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18}鲁迅：《〈草鞋脚〉小引》，选自《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9}郁达夫：《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选自《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3年版，第171页。
{20}王兆胜：《散文创新的向度与路径》，《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